筆者近日重讀林語堂《論惡性讀書》一文，感同身受，然而百味紛陳，難以表達心中的抑鬱。文中作者通過闡述惡性讀書的成因及其衍生的弊端，不合理的教育及考試制度扼殺了學生讀書的情趣，形成學生為考試而讀書，故有「考試機器」一名。筆者經驗了六年新教育的洗禮，亦將整裝待發衝往戰場，每日操練試卷千百份，朝八晚十，無奈往往中文作文一卷最讓我心如刀割，老師每次都以「離題」為名，給予筆者剛剛合格的分數，或許筆者確實審題不清，但亦聯想到明朝時期的科場束縛。 明朝時期，明太祖沿用並發展唐宋以來的科舉制度。為了嚴格控制士人的思想，規定科舉考試只能從儒家的「四書」、「五經」中擬題，答卷只准用朱熹等理學家的釋經觀點，不容許發揮個人的見解。然而，考試文體亦有明確的要求，必須採用排偶文體，稱為「八股文」。相信莘莘學子必定曾經歷過「離題」之禍，但歸根究底，其寫作範圍豈不是與只准用考評局的釋題觀點寫作一樣嗎﹖ 中國語文一科被稱為「死亡之卷」並非沒有道理，縱觀中文閱讀卷及中文寫作卷對於審題及分析深意的要求非常高，不少考生如筆者墜入陷阱亦不足為奇，只怪我們未能捕捉考評人員的心理，個人見解一一被「離題」之名而否定，漢陰老人曾言：「我野人耳，不明其理。」筆者憶起同班友人的一篇文章，名為《留給朋友一點空隙》。文人細說了許多朋友間的黑暗及背叛，理據充足而文筆細膩，然而雖然評論他的內容為上品之作，但決不能用於考試，否則只會得到下品分數，因為其內容過於負面。 香港學生寫作文章的內容必須正面而符合考評人員的要求，似乎是現今考試制度的「潛規則」。學生在考試答案時必須按「王之所悅，以言於王」，無法按照自己的個人見解答題，實為學生之悲歌。筆者印象最為深刻應是徐國能先生的《第九味》一文，徐國能先生受蘋果日報訪問之際，被問及「第九味」到底所為何事，徐國能先生只是說道若自己考生，會答「人生的滋味」，然而徐國能先生亦表白「本來就有一點想讓讀者自己體會的意思」。筆者更加不理解考試制度到底想測試考生的什麼能力。 林語堂《論惡性讀書》一文提及惡性讀書，是源於惡性考試，而惡性考試，是源於惡性出題。若要解決香港惡性讀書之禍，便要先解決惡性考試的源頭，即是惡性出題。或許考評局若能接受更多元化的答案，沒有非黑則白的評改準則，香港學生也許會愛上讀書。 或許此文章只是失敗者的無力控訴，只見荷蘭小孩有過快樂的童年，心生羨慕而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