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預期是貨幣金融政策的關鍵環節。甚至可以說,隨著現代金融市場的發展,期望值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期望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一是實體經濟的趨勢,一般稱為基本面,屬於經濟本身的內生變量。第二,調控政策,我們一般稱之為政策層面,屬於幹預型、修正型外生變量。 可以說,市場對所有金融變量的預期及其變化都會受到上述兩個因素的影響。例如利率:從根本上看,利率是融資定價,受實體經濟部門的盈利能力和風險影響-風險越高,預期利率應該越高,並發揮補償資本投入風險的作用;在政策方面,央行投入的基礎貨幣越多,流動性就越合理和充足,資金價格就應該越低。資本價格的下降將降低公司成本,並形成對整個實體經濟部門盈利能力的預期。實際上,它有望迅速反映市場決策和行為,在信貸、股票、債券和外彙市場之間建立聯系。 從期望的角度來看,市場參與者和政策部門實際上做出了以下判斷:第一,經濟趨勢如何形成預期的基調;第二,對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即我們常說的“黑天鵝”。而“灰犀”事件擾亂;第三是政策如何應對短期波動和中長期趨勢,從而形成對未來發展的信心。應該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經濟趨勢判斷,應對方案和宏觀調控政策導向是客觀准確的。因此,有理由相信,目前和未來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方向將保持不變。 “穩定和積極”,貨幣政策也應該是穩定和中立的,金融市場流動性和實體經濟融資將保持相當豐富。 第一財經:春節前,李克強總理對三大國有商業銀行進行了調研,提出普惠金融應支持中小企業,即支持就業。他還強調,應加強反周期調整,充分利用全面定向的減產。你認為我們應該如何充分利用政策工具?你預計今年會削減多少? 陸磊:我可以而且不應該預先判斷具體的政策工具。這是基於四個原因:第一,作為短期宏觀調控政策,我們必須對經濟波動進行“相機調整”。這就需要考慮實體經濟和金融業務多維度中的各種變量。例如,在准備金和利率政策方面,我們不僅要考慮國內公司和居民的融資成本,還要考慮開放條件下不同經濟體之間的差異。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利率一直低於美國利率,這是以美聯儲2018年四次加息來衡量的,其利差在2月12日為-24 bp。這意味著中國的利率與美國的利率相比已經相對較低,同時也意味著,如果我們考慮到利差推動的跨境資本流動,那麼有多大空間讓利率下降就值得進一步討論。因此,當你想到國內經濟,你也會想到國外的情況,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大的環境中,這是任何經濟體的情況,這是一種方式。 二是政策延遲因素。2018年四次下調准備金率表明,總體流動性是合理的和充足的,但實體經濟融資的便捷性和成本存在一定的滯後性,涉及融資合同再定價的滯後性。 第三,基礎廣泛的通貨膨脹率。貨幣政策取決於價格水平。從狹義上講,它涉及消費價格指數和生產者價格指數。從廣義上講,流動性會影響各類金融資產的價格。任何政策調整和對其有效性的評價都要求我們觀察資金流動情況,進而確定總體或結構調整。 第四是彌補短板。多年來,貨幣政策在支持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方面繼續發揮作用,包括大力發展包容性金融,在支小農業支持再融資的基礎上創造扶貧貸款。效果很好。 支小是支持小微企業。總之,我們只能通過考慮不同維度的各種變量來更准確地判斷政策取向。 第一,金融與經濟:當前的政策應該是穩健和漸進的。當貨幣政策走向放松時,如何防止洪水泛濫? 陸磊:問題導向和底線思維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央行不斷研究和完善的新課題。過去,央行考慮的是相對單一的目標,如跟蹤通脹;目前,特別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各國正試圖建立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管理的雙支柱政策框架。所謂的宏觀審慎管理,注重系統性金融風險和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的安全。在我國,人們常說的一句話是“牢牢抓住底線,沒有系統性風險。”很明顯,央行的理論也在向前推進。以美聯儲和歐洲央行為代表,他們也擔心流動性和機構及市場風險在整個金融體系中的蔓延,從而將金融穩定作為一個指標納入央行對流動性供應的考慮。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美聯儲(fed)和美國財政部在美國的寬限期內為美國國際集團(aig)紓困,以守住底線。 就貨幣總量而言,放松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指標是宏觀杠杆率,通常以債務或貨幣量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相比較。2018年以來,我們穩定了杠杆率,改變了過去幾年迅速上升的局面。因此,很難說貨幣政策已經轉向洪水泛濫的寬松政策或中國版的量化寬松政策。應該說,政策的放松、流動性的合理充裕和企業融資成本的基本穩定是同一個方向。同時,要對市場新的風波、新的沖擊作出實時反應。 最後,我想說,我對上述問題的看法僅代表了觀察和思維不同觀點的研究員,不可避免地缺失,並不代表我工作的單位的政策選擇。 相關文章: 家紡行業利潤增長率高於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 廣東、香港、澳門大灣區規劃正式啟動建設國際一流灣區 重慶碧山高新區積極推進智能工業園區試點示范 第27屆廣州國際旅遊展覽會將於2月21日開幕 2月份煤炭市場維持弱勢格局煤炭價格震蕩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