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三年(1864年)夏天，左宗棠舉報曾國藩欺君罔上，曾國藩當然大為不爽，本來協力作戰的曾、左自此形同陌路。 四年之後，左宗棠“故伎重演”，這次中招的是李鴻章。 鎮壓了東南地區的太平天國後，左、李奉旨各自率楚軍、淮軍追剿遊走華北的撚軍。1868年8月，撚軍張宗禹部在重重包圍下，全軍覆沒。戰後論功以淮軍居首，李鴻章榮升協辦大學士。左宗棠懷疑李鴻章所言張宗禹投徒駭河自殺而死的說法，率軍四處搜捕。李鴻章氣憤難平，寫信給曾國藩說“(左宗棠)阿瞞本色，於此畢露”。本來就不甚投契的左李，也正式交惡。 左宗棠睥睨一切世俗的成法，加上強硬不服輸的性格，使得他無法與師友“和諧”相處，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不僅曾國藩，在“樊燮案”中四處為左宗棠奔走的親家郭嵩燾、同壕戰友沈葆楨(曾接手承辦左宗棠創立的福建船政)等人，後來都一一與之關係破裂。相比之下，李鴻章雖也跟曾國藩鬧過意見，一度負氣出走，但終生奉曾國藩之教誨為圭臬，即使與左宗棠話不投機，但較少衝動行事。曾國藩曾特地寫信讚揚李鴻章“閣下不與左帥爭意氣，遠近欽企”。 李鴻章與左宗棠有著極為相似的經歷，都是少負大才，中經困頓，晚年以衰齡還榮膺重任。其謀事之勤，體國之忠，均不愧為一代名臣。可是民間有關左、李不睦的傳聞很多。 傳說，有次左宗棠去見李鴻章，李鴻章出來遲了。聯想起李鴻章寵愛小老婆的傳聞，左宗棠譏諷道“與如夫人洗腳”，意為你為了小老婆不惜輕慢大臣。李鴻章毫不示弱，脫口而出“賜同進士出身”，一下講出了左宗棠僅是舉人出身，無進士功名的心病，結果兩人從此見面都繞著走。 但嚴格來說，左、李意氣之爭的背後，其實源於深層次的政見之爭。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高層內部爆發的“海防與塞防之爭”，就是左宗棠與李鴻章這對政敵一次結結實實的“火拼”。 自從1874年李鴻章上《籌議海防折》，提出朝廷應向海防傾斜以來，一百多年間，“海防與塞防之爭”，漸漸演變成主張派與投降派之間的“愛國與賣國之爭”。其實，此次大論戰的實質，是國力日益衰微的大清帝國，如何在東部沿海與西北邊疆兩個戰略方向上，分配有限戰略資源的政策大討論。所有中樞名臣及地方大員都參與其中，自由發言，為慈禧太后等最高層決策者獻計。 李鴻章力主加強海防，左宗棠強調塞防與海防並重，反對削減西北戰費，也是著眼於解決阿古柏入侵的燃眉之急，遏制覬覦新疆的沙俄及英國的氣焰，以後的實際歷史演進，固然證明左宗棠收回相當於六分之一中國領土面積的新疆，功在千秋，但李鴻章所擔憂的東部沿海危機，最終也全面爆發。一定要以“愛國還是賣國”來褒貶二人，似亦有失公允。 此次有限範圍內的“民主大討論”的結果，是清廷採納左宗棠一派的建議，作出“海防與塞防”並重的決策。當時清帝國一年的平均財政收入是8000萬兩白銀，從1875年到1884年(即左宗棠西征中後期)的10年間，塞防經費花了8000萬兩，而1885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10年間，海防經費僅有3000萬兩。從這個角度看，塞防還是稍稍優先於海防。有人把肉夾饃比喻為西安人古老的“三明治”，又說西安肉夾饃的歷史可追溯到盛唐時期，比“三明治”還早千餘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