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578年4月（明神宗萬曆六年）首輔張居正離京，回湖北江陵老家。這一次奉旨還鄉，是為他一年前逝世的父親辦理喪事；誰都有死老子的必然性，但死了老子，竟勞駕皇帝操心，是絕無僅有的特例。沖這一條，張大人此行，可謂極其風光體面，極其耀武揚威。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記述了他的這次回鄉之旅，牛皮得不得了。除了肅靜回避的儀仗隊，“隨從的侍衛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隊鳥銃手，乃是總兵戚繼光所委派，而鳥銃在當日尚屬時髦的火器。”動用新式武器保鏢，可比時下警車開道。我估計，張大人此行，不會出現堵車塞車，一路綠燈，是可以肯定的。 最歎為觀止者，是他此行的座駕，稱得上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公車。黃仁宇對這臺特製的巨無霸，有過一段不失幽默的描寫。“張居正這一次的旅行，排場之浩大，氣勢之煊赫，當然都在錦衣衛人員的耳目之中，但錦衣衛的主管者是馮保，他必然會合乎分寸地呈報於禦前。直到後來，人們才知道首輔的坐轎要三十二個轎夫扛抬。內分臥室和客室，還有小僮兩名在內伺候。”明人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也不得不感歎這臺巨無霸之壯觀：“又造步輦如齋閣，可以 童奴，設屏榻者。”坐在這臺明朝的“勞斯萊斯”或“賓利”級別的高級轎車裏，身份有了，氣派有了，權威有了，牛氣沖天自是更不必說的了。 明、清以來，官員的交通工具為轎，二人抬者曰“肩輿”，四人抬者曰“軟轎”，通常所謂的“八抬大轎”。尤其明朝，對公車使用有極其明確的限制，在《明史·輿服志一》裏，我們看到 “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應乘轎者，以四人舁之。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奏聞。”依此制度，張居正的車肯定超標。不過，作為內閣首輔兼皇帝老師，他有資格不在乎，加之奉旨回鄉料理父喪，他有本錢搞特權。更何況錦衣衛主管，相當於克格勃首腦的馮保，跟他非常之鐵，自然隱惡揚善。所以，由京城出發，在真定（今河北正定）換乘這臺由知府特為他供奉的既舒適，又寬敞的巨無霸，一路往南，經一千多裏的行程，到達湖北江陵。全城人都擁到關廂，歡迎衣錦榮歸的同鄉首輔，無不希圖一睹風采。然而坐在轎中的張居正，影影綽綽，老百姓是看不到真容的。不過這臺巨無霸座駕，著實讓他的家鄉人開了眼。 普通的八抬大轎，總重約300公斤-500公斤，每個轎夫承重50公斤或稍多一點；依此制度，張居正的座駕，至少要有1噸至1噸半的自重，否則不可能分臥室和客室，不可能載有兩位服務生，不可能載有必不可少的衛生設備，以及供沏茶燒水的爐具。從老北京胡同的寬和窄，也可判斷其中住戶富貴和貧窮，權勢和卑賤的程度，凡有王府，官邸，俗謂大宅門者，胡同不得狹於一丈（約兩米），就是為了方便前四後四的八抬大轎進出。京城有民諺雲：“東城富，西城貴，南城貧，北城窮”，因此，東、西城胡同多半寬敞且直，南、北城胡同大都狹窄，而且彎曲，前者因轎的出入而必須講究，後者因市民行走而馬虎隨便。 張首輔的前八後八，左八右八的三十二抬巨無霸，估計那轎子當不小於現在的“考斯特”。所以由真定起駕，也是有其道理的，第一，在北京城裏，怕有的路段未必轉悠得開；第二，京城人多嘴雜，張居正不想招搖過市，免遭物議。不過，明朝中後期，政治腐敗，舉國貪瀆成風；官吏無能，唯知橫徵暴斂。但首輔的座駕，能從本地路過，那是千載難逢，送上門來的巴結好機會，除非白癡，誰能放過。因此首輔此行所經河北、河南兩省驛道，全程是否都能保持四米寬度，是大有疑問的，因此，修橋鋪路，大興土木。後來，有一位名叫楊四知的禦史，在參劾張居正的奏摺裏，說他“歸喪沿途，五步鑿一井，十步蓋一廬。”自然是落井下石的誇大之詞，但中國官員之馬屁功夫，堪稱絕活，沿途州縣一二把手，為了這臺巨無霸順利通行，增派民夫，拓展路面，動用工匠，加寬橋樑，以討好元輔，自然是少不了的。艾灸燃烧时产生的热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