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這是一次醞釀了半年的“剎車”行動。 指導這次剎車行動的是《關於進一步引導和規範境外投資方向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8月18日由國務院發布,按“鼓勵發展+負麵清單”模式引導和規範企業境外投資方向,正式明確了中國將要鼓勵、限製和禁止的三類境外投資活動,限製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領域的境外投資。 2017年8月24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在例行發布會上針對《指導意見》執行和落實的表態中明確提到了:“確保企業境外投資行穩致遠,確保‘一帶一路’建設順利推進,確保國家金融安全和經濟安全;堅持對外開放的戰略方向不動搖,堅持推進‘走出去’戰略不動搖,堅持防範境外投資風險的原則不動搖”。 “三個確保、三個不動搖”的提出,進一步明確了對外投資的監管思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高級研究員崔凡對經濟觀察報表示,《指導意見》的出臺,使得監管思路終於有章可循,監管思路也逐漸明晰。一方麵,是對“一帶一路”的進一步鼓勵;另一方麵,則是控製資本外逃風險。 其實,眼下這場針對境外投資的剎車行動,早在去年年底就已經揭開了序幕。 2016年11月28日,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就曾發聲要加強境外投資領域的監管,重點關註“個別企業或個人通過對外投資渠道來轉移資產”的行為,並將繼續“對所有境外投資交易推行備案製管理,且將對跨境投資交易實施嚴格審核”。 此後,局勢逐漸發生變化。 商務部公布數據顯示,2017年1到7月,我國境內投資者對境外企業新增非金融類直接投資572億美元,同比下降44.3%。其中房地產(000736)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對外投資同比分別下降81.2%和79.1%,僅占同期對外投資總額的2%和1%。 從2004年中國出臺第一份規範境外投資的文件——《關於境外投資開辦企業核準事項的規定》,到2009年出臺《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再到2017年8月18日下發的《指導意見》,中國關於境外投資的政策文件不斷修訂和變化。 3份文件,勾勒出了過去13年間政府部門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監管方式的變化路徑:由限製到放開、再到最近的“點剎”式規範。這背後,閃現的是中國境外投資主體、投資規模和方式在不同階段的演化。 新規後續 “剎車”並不意味著就此止步。 兩樁在微妙時間點發生的跨國交易引起人們的關註。就在《指導意見》出臺前,2017年7月28日,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發布公告,宣布與復星集團聯手收購了法國健康食品百年品牌St-Hubert;2017年8月3日,復星集團合營公司南京南鋼鋼鐵聯合有限公司宣布,成功完成對德國一家汽車行業輕量化公司的控股收購。 “投資便利化長期方向並沒有改變,對外投資現在的一些限製今後是會逐步放鬆的。”崔凡指出,一方麵,對於境外投資將越來越多采用備案形式,這依然是發展方向;但是目前出現了投資風險,企業利用大量的杠桿,將銀行的錢拿出去做非理性投資的行為,也需要加以監管。 關於“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資依然被鼓勵。《指導意見》指出,支持境內有能力、有條件的企業積極穩妥開展境外投資活動,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深化國際產能合作,帶動國內優勢產能、優質裝備、適用技術輸出,提升我國技術研發和生產製造能力,彌補我國能源資源短缺,推動我國相關產業提質升級。“這是方向上的進一步明確。”崔凡介紹道,此前,由於各地外匯平衡情況參差不齊,地方對於監管的鬆緊力度不一致,企業對此也不明確,喪失了很多投資機會。 有關境外投資的條例正在醞釀中。高峰介紹道,下一步商務部將積極推進境外投資立法,將境外投資引導、監管、規範、保障納入法治化的軌道。“負麵清單原則下的備案製,原則上應予以保留。”崔凡分析道,目前,境外投資的審批和核準還需進一步完善。從國別、產業、投資形式、投資設備、技術標準、環保等多方麵的限製,難以落實到執行操作上來,具體領域還太模糊,未來可能會出臺更加細致的清單和目錄。 上海融孚律師事務所律師倪建林經常會接到客戶的電話,谘詢目前有關境外投資政策的變化。《指導意見》的出臺,一些對境外投資持觀望態度的客戶擔心限製將更加嚴格。 倪建林的解釋則是,“這不屬於新的限製措施,隻是明確重申以往的監管底線,使得境外投資監督政策更加透明化。” 不過,新規給一些企業和項目帶來的沖擊也將逐步顯現。今年3月16日,萬達集團終止了對美國DCP集團高達10億美元的收購交易。DCP集團是美國一家為好萊塢製作頒獎典禮的電視製作公司。萬達董事長王健林對此表示,兩邊的政策都發生了變化,所以就放棄了這次收購。 倪建林介紹道,有項目出現了交割違約,收購合同已經簽好,但因資金無法出境而造成交割違約。 十餘年放權 2004年到2014年,普遍被外界評為境外投資政策去繁就簡的“黃金十年”,也被稱為是寬鬆和放權的十年。 中國境外投資主要涉及三個管理機構:發改委項目核準、商務部境外企業核準、外管局登記(對境外投資所涉的外匯、換匯及匯出進行審核)。 國家發改委主要從投資項目角度進行審核。從2004年《境外投資項目核準暫行管理辦法》到2011年開始實施的《關於做好境外投資項目下放核準權限工作的通知》,核準投資金額從3000萬美元一路提高到3億美元、10億美元。 商務部為擬進行境外投資的境內企業核發《企業境外投資證書》。從最早的2004年《關於境外投資開辦企業核準事項的規定》到2009年的《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對於中央企業1億美元以下的境外投資及地方企業1000萬美元以下的境外投資,由15個工作日的“實質審查”,鬆綁為僅需3個工作日的“簡易審查”。 2014年被視為境外投資政策利好元年。這一年,發改委、商務部和國務院發布的一係列文件,都先後對境外投資項目改核準製為備案製為主。 同時,個人境外投資政策也在進一步鬆動,而個人直接跨境擔保也成為了一種可能。2013年5月24日,發改委發布的《關於2013年深化經濟體製改革重點工作意見的通知》提出“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建立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境外投資製度”,被認為是允許個人境外投資的原則性信號。 2014年5月8日,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幹意見》,也提出“穩步開放境外個人直接投資境內資本市場,有序推進境內個人直接投資境外資本市場。” 2015年,中國實現境外投資規模實現井噴式增長。這一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流量達到1456.7億美元,首次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同時中國對外投資(ODI)超過使用外資(FDI)金額。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張向晨稱,從統計上來說,2015年中國正式成為資本的對外輸出國。 也正是在這一年,中國企業共實施對外投資並購579起,涉及62個國家和地區,實際交易金額達到544.4億美元,其中直接投資372.8億美元,占68.5%。並購領域涉及製造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采礦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18個行業大類。 民營企業漸漸成為境外投資的主力。商務部數據顯示,2015年非公經濟占中國對外投資的65.3%,在境外並購金額中的占比達到75.6%,數量和金額上都首次超過國有企業。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創新創業與戰略係副係主任李東紅分析道,很多民營企業處於過剩產能行業,國內處於經濟增速換擋期,投資機會減少,投資回報下降,企業在這樣的時候大規模“走出去”是必然現象。 境外投資的火熱在2016年得以延續,並達到歷史新高。據商務部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投資者全年共對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的7961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1.1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44.1%。 折戟風險 十幾年間,中國企業境外投資的領域和方式也越來越寬泛和新穎。投資手筆越來越大,頻次也越來越高。 境外投資熱潮下,潛藏和不斷暴露的問題也受到監管部門越來越多的重視。 今年8月24日,高峰在發布會上稱,“中國企業境外投資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特別是去年以來,非理性的對外投資快速增長,對我國的金融安全、國有資產安全等方麵帶來了一定的風險和隱患。” 就在同一時期,中國外匯儲備的較大波動也引來監管層的高度關註。外管局數據顯示,中國外匯儲備從2014年6月的3.99萬億美元下降到2016年11月的3.05萬億美元。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高級研究員崔凡對經濟觀察報分析道,兩年半的時間下降了近一萬億美元,肯定要防風險、加監管。 一位娛樂業內人士對經濟觀察報介紹道,早在去年11月,不少海外項目都已按下了暫停鍵。2016年11月28日四部委加強對外投資監管的消息已經為諸多海外投資項目亮起了黃燈。 此時,一些領域的境外投資備案申請已受到限製。倪建林稱,一些在上述領域的境外並購項目目前麵臨著無法完成交割的風險。 “自2016年底政策收緊以來,有關境外投資的話題也變得越來越謹慎。”倪建林說,過去境外投資火熱的時候,他們團隊所服務的境外投資客戶紛至遝來,但這種情況,在今年上半年已明顯下降。 今年8月18日《指導意見》的出臺,則直接給中國企業近幾年來不斷飆升的境外投資踩了急剎車。 一些境外投資基金人士指出,對於采取“在境外設立無具體實業項目的股權投資基金或者投資平臺方式(SPV)”,今後或將要麵臨更嚴格的審批。一些即使已經談好的項目,可能也會因為變故而折戟。 原文地址:http://news.10jqka.com.cn/20170827/c60002074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