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就在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即將在中國內戰完全潰敗、逃來台灣之際，陳誠受命壓制學生運動，曾經炮製了一樁對學生進行大逮捕的「四六事件」。這起事件不但是台灣學生運動史上的重大事件，更是校園全面進入白色恐怖的濫觴，軍訓教官公然進入校園豪神娛樂城儲值，情治人員滲透學校環境，師生言論受到官檢嵌陷，學生自主性活動沈寂。「四六事件」發生在一九四九年的四月五日、六日兩天，涉及台大、省立師範學院兩個學校，被逮捕的學生多達二百多位，最後遭起訴的學生十九位，不過，在後來的幾年中，未被起訴的部份學生仍陸陸續續遭到以各種罪名的「二度逮捕」（如「學生工作委員會」案，至少有五十人遭逮捕，或判刑或槍殺）。該事件肇因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所發生的一連串罷課遊行示威事件。當年的時空背景是：二戰後，蔣政權劫收台灣，造成台灣民生困頓，不但惡性通貨膨脹，蔣政權為了應付中國内戰，對台灣經濟大規模搜刮，而且二二八事變之後的極權統治腐敗到了極點，生靈塗炭，民憤達於沸點。三月十九日晚上，台大和師院兩名學生，共乘一輛腳踏車從士林回學校宿舍時，被第四分局（現在的大安分局）的警員看見，上前取締時，警察動手毆打學生。於是，學生的怒火被點燃了。兩名學生分別返回學校後，兩個學校的住校生大約四、五百人即集體包圍第四分局，要求分局長出面解釋，當時，由督察長冒稱是分局長出面處理，引起學生不滿。他們在宿舍前面的廣場舉行營火會，不但督察長被扣留了一個晚上，更引發了隔天的罷課示威。三月二十日一大早，兩千多名台大和師院的學生，舉著以「結束內戰、和平救國」、「爭取生存權」、「反飢餓、反迫害」等訴求的標語、喊口號、唱前進歌曲地走上台北街頭，然後包圍台北市警察總局，要求局長出面為前一天晚上發生的警察打學生事件道歉。警察總局向學生承諾一定會作合理的交代，示威隊伍才轉回學校。 其實，一九四九年，中國國民黨政權已經開始撤退來台，在驚魂未定的極權統治之下，絕不容許有異議性活動存在，所以，一場大規模的鎭壓行動展開，台大、師院的學運菁英份子只是首當其衝而已，「四六事件」事實上也開啓了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政權宣布實施「戒嚴令」，在「動員戡亂臨時條 款」及「台灣省戒嚴令」的授權下，蔣家極權統治在長達38年的「動員戡亂」及「戒 嚴」時期，陸續制定了數百種的法律、命令及規則，其範圍涵蓋了每一個人日常生活的各層面。當時，同一時間還有非學生被逮捕：新生報編輯史習枚、成功日報記者董佩璜、台中市新聞記者公會理事長鍾平山、名作家楊逵。這種藉機逮捕後，再另案處理的案件，在蔣介石極權統治時期不勝枚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