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鹹平教授在他的博客中講過一個故事，他說： 斯坦福大學裏有一個博士生，成績相當差。他修課的平均成績未達標准並且已經準備走人了，除非現在修的這門課可以拿A才能彌補一切。到了期末考試時，這位老兄連開了幾天夜車看書到半夜，希望可以拿個A。但由於讀書讀得太晚了，早上起來時已經10點了，而考試早在9點就已經開始了。他騎著單車趕到教室已是10點30分。任課老師說：“我也不想為難你了，還是給你兩個小時的時間，你自己到圖書館裏去答題吧。考卷上有兩道題，黑板上也有兩道題，你把這些題目抄下來就趕快去圖書館。”兩個小時以後，這個可憐的學生將考卷交給老師，然後大醉一場。因為他只答出了黑板上的一道題和考卷上的半道題。他心裏想，就算他答的全對也不過是40分而已，離A遠著呢。晚上，他匆匆地收拾行囊，準備第二天趕早上的火車回家去。 第二天早上不到8點，他就接到系主任的電話，叫他立刻趕到系主任辦公室。他嚇壞了，不知道自己闖了什麼禍。趕到學校，他忐忑不安地進了辦公室，那裏有系主任、任課老師和一位大師級的講座教授並坐著等著他。這位學生坐下後，系主任開口問他：“黑板上的這個題目是你自己做的嗎？”他很害怕地點了點頭，他擔心會不會因為答得太差，學校要他賠償學費。三個教授輪番問他問題以確定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答。到最後，終於確認了。系主任說：“斯坦福大學決定立刻授予你博士學位，並聘請你為終身制教授。”這位同學嚇壞了，在5分鐘後，他怯生生地問了一句話：“為什麼？”系主任告訴他，黑板上的那道題他答出來了，而那正是愛因斯坦答不出來的題目。Lo問我們：“你們知道這位同學是誰嗎？”我們全班同學一起搖搖頭，Lo說，“他就是運籌學之父——George Dantzig。” 其實，這樣的事例，中國也有： 有一個叫錢穆的，他是中國現代歷史學家，江蘇省無錫人。錢穆九歲入私塾，1912年輟學後自學，任教於家鄉的中小學。1930年因發表《劉向、劉歆父子年譜》成名，在顧頡剛的推薦下，文憑僅為高中（尚未畢業）的錢穆，離開鄉間，北上燕京大學，開始任國文系講師。錢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國文，他以扎實的國學功底和妙趣橫生的演講，贏得了學生們的肯定和歡迎。但是執教一年後，錢穆終因不適應教會大學的環境而辭職南歸。 1931年3月18日，顧頡剛又給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去信，極力推薦錢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推薦信中說：“……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認股證 到期結算功課他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他所作《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萬言，實近年一大著作，過數日當請他奉覽。”錢穆終於到北大任教了。客觀地說，除了顧頡剛的鼎立相薦，也與文學院長胡適的首肯是分不開的。 龔自珍 寫過一首詩：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從古自今，從中到外，人才，都沒有一個必然的模式，只要你有足夠的天分，足夠的努力，說不定，下一個連升三級的，就是你。
